第107期
出刊日:2024-07-12
返回上一層國人以愛心寫就 「消滅肝病」動人篇章
肝病在台灣一直是一個沉重的問題
無數國人因此受苦、失去生命、家庭破碎
有一群白袍醫者挺身而出,向肝病宣戰
他們以專業知識揭開肝病的真相
更以實際行動走入鄉里
將潛在病人一一找出
試圖阻斷肝病代代相傳
在他們背後鼎力相助的
是許許多多無私奉獻的善心人士
身在台灣的你我
不能不知道這段以愛心寫就的感人歷史
撰稿/林芝安、編輯部
那一年,一群醫師走出象牙塔
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已經成立30年了。30年前的時空背景,與現況大不相同。年輕一代可能很難想像,在網際網路還不發達的年代,也沒有社群媒體,該如何將理念宣揚出去?又該如何「觸及」社會大眾,募集各界的愛心,還需將這些善款及善心,轉換為實際行動?台灣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專門從事肝病防治的基金會?這一切,是怎麼發生的?
30年前,臺大醫院經常上演著這樣的場景。因各科門診量有限,想求得一張「加號單」的病人絡繹不絕,有的從國外或離島金門、馬祖、澎湖搭飛機來,有些則是從中南部或窮鄉僻壤,輾轉換車專程北上。有些病人或家屬甚至半夜就到臺大醫院門口排隊。
一個一個救,怎麼來得及?
許教授經常在醫院工作到半夜才回家。有一回,許教授在醫院忙完,抬頭看一下時鐘,已經凌晨一、兩點了,正準備離開時,他看到醫院門口人影幢幢,覺得奇怪,腳步不自覺加快了些,前往一探究竟。
「這麼晚了,你們在這裡做什麼?」許金川滿臉疑惑。
「我們要來搶明天一大早的現場掛號,名額太少了,聽說一開始掛號一下子就沒了,很難排到。」
「掛誰的號?」許金川追問。
「肝膽胃腸科有一位許金川醫師,他太難掛了,打電話來問,櫃臺說每天現場會保留幾個初診名額,要我們直接來現場掛。」
顯然,這些從遠地趕來試圖搶號的排隊民眾只聞其名,沒見過本尊。
「你們從哪裡來的?」許金川心頭一緊,蹙著眉,有點難受。
「澎湖啊,我們住七美啦,今天飛到台灣,想說乾脆不要睡了,直接來醫院,這樣透早現場一開放拿號碼牌,就可以搶到頭香。」
看著排隊的這些人,臉上滿是疲憊、焦慮與不安,這些人也許就是病人,也可能是病人家屬來代為排隊搶號,地板上放著大包小包家當,還有看似沒吃完應該已經冷掉了的便當。無論如何,這樣的場景任誰看了都難受,大半夜不睡覺,只為了求得一診。
一股莫大的壓力,與日俱增,許教授不斷思考該如何幫助更多肝病病人,該如何解病人燃眉之苦。另一方面,他本著恩師宋瑞樓教授的教誨,「看到病人的痛苦,我們要想辦法幫他解決!」午夜夢迴,他經常苦思尋計,如何能真正幫助到病人?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走?
一位法國父親的啟發
有天,許金川教授一位助理偶然從報上讀到一則報導,趕緊拿給許教授過目,這篇報導給了他很大的啟發,就此埋下一顆希望的種子,更沒想到,種子日漸茁壯,長成了參天大樹。
那篇報導主要是描述法國有位父親,騎著一部取名為「希望之車」的摩托車四處奔走,連續6年在全法國為肌肉萎縮症兒子籌募研究基金,這份父愛感動了無數民眾,紛紛捐款襄助,也引起媒體關注,獲得極大迴響。這個故事啟發了許金川,心想說不定也可試試募款成立基金會,積極宣導肝病防治。因為太多人不了解肝病的嚴重性,也不曉得應該定期追蹤,一旦發現肝癌都太晚了,再權威的醫師也難救。
他將這個想法求教於恩師宋瑞樓教授,立刻獲得老師的支持與鼓勵。但,籌設一個基金會,需要相當龐大的資金,對於長年待在研究室與診間內的醫師來說,談何容易?
一紙傳真,看到熟悉的名字
「我不記得是誰傳真給我了,內容大約是李遠哲先生拿到諾貝爾獎回台灣後,成立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,贊助成立的董事名單中,我看到兩個熟悉的名字,一位是東帝士集團董事長陳由豪先生,一位是永豐餘集團老闆何壽川先生,這兩位,剛好是我在臺大景福門診唯二的病人。」
這個發現,是很關鍵的一刻,因為在這之前,許金川從沒想過開口請企業家贊助。能跟企業家連上線,源自於他的老師臺大醫院心臟內科醫師連文彬教授,也是當年李登輝總統的御醫。
陳由豪先生起初找連文彬教授看病,因診斷出有C型肝炎,於是轉給許金川,「老師跟我說,他(陳由豪)是東帝士的,我一頭霧水,還以為是延平北路賣西裝褲的嗎?」許金川教授幽自己一默,顯然當時埋首研究,疏於過問凡塵俗事,不太關注社會產業動態。但是既然是老師推薦,當然要接下病人好好診治。
3個月後,陳由豪先生回診時對許金川教授說,他有位朋友何壽川先生,肝臟好像也有些狀況,能不能一起來看?於是,接下來的回診,陳由豪與何壽川兩位大企業家總是相約看診,多年下來,他倆成了許金川教授「唯二」的景福門診病人。
看到傳真機緩緩吐出的這張紙上,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名單中的熟識名字,許金川靈光乍現,也許,可找他們支援。
問題來了,要怎麼求援呢?拿起電話,那話筒有如千金般重,許金川教授很不習慣求人,更何況要開口說出這一大筆錢,即使動機純粹是為了公眾利益,依然說不出口。那時有位曾在臺大肝膽科病房工作的謝宛娟護理師知道後,就不斷鼓勵許教授,「不然用寫信的,比較婉轉,如何?」
寄出兩封手寫信,獲慷慨捐助
當年沒有電子郵件,沒有通訊軟體,用傳真不禮貌,只能透過寫信郵寄出去。硬著頭皮,許教授總算把兩封信寫好,分別寄出。
沒多久,到了景福門診時間。許金川一如往常,同時幫陳由豪、何壽川先生看診,看完之後,突然一陣沉默。「我就心虛啊,沒再說話了,」許教授憶及當時情景。看著眼前這位憨厚老實的醫師,陳由豪先生開口了:「許醫師,你不是要成立基金會嗎?」
「是啊,是啊。」許金川漲紅著臉,簡短回答,似乎話到嘴邊卻又被自己硬吞下去,頭低低的,沒再吭聲。
「這樣啦,我們兩個幫你啦,幫你成立啦。」果然是豪邁的企業家,陳由豪先生直截了當。
「我們兩個各捐一半,各500萬元,讓你成立基金會。」
當場,許教授感動到說不出話來,苦惱許久的資金,就這樣到位了。獲得陳由豪、何壽川先生慷慨捐助,總算能跨過基金會成立門檻,將理想付諸實現。「我那時候雖然在肝癌研究有點小名氣,但社會上沒有名,陳先生跟何先生願意這樣幫助我,真的很難能可貴。」許金川每每談起這段往事,感恩之情始終溢於言表。
肝基會成立,以消滅肝病為目標
1994年6月11日,由何壽川、陳由豪先生及社會愛心人士贊助的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,奉教育部認可設立。宋瑞樓教授擔任董事長,10名董事中有5位臺大醫師教授,分別是許金川、黃冠棠、李伯皇、李宣書、楊培銘;另外5位則是陳五福、何壽川、陳由豪、黃尊秋、黃勝得先生。1995年5月25日召開成立大會暨記者會。
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就此誕生於台灣島上,以消滅肝病為目標,矢志不渝。
30年後,陳由豪先生回憶這段過往,感性道出以下心情:
「當時我請公認最權威的許金川醫師幫我治病,前後治療了6個月,就把我多年的C肝治好了,我非常感激,因為這樣才認識他的。」
肝病在台灣,是一個長期以來為禍國人的嚴重問題,「許教授願意出來解決台灣肝病的問題,是一個很遠大的社會使命,對於台灣人的生活幸福,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。」陳由豪先生說。
他也回憶,當年認識許教授即發現他每天在研究室待到半夜,全心投入於肝病診治與醫療技術的研發,讓更多人免除於肝病的痛苦。「那時得知他有成立基金會的想法,我們馬上贊成,其實我花的錢不是很大一筆,今天看他做出這麼偉大的成果,比我想像中要好很多,我很佩服他。」
「我們出錢事小,但是這麼多人把精神、時間貢獻給肝基會,不求回報地無限付出,比我們捐錢的人更偉大。」陳由豪先生對於當年的善心義舉絲毫不居功。
另一位共同贊助者何壽川先生,因長久與許教授相處,相知相惜,兩人成為莫逆之交,不僅如此,他的夫人、信誼基金會的執行長張杏如,也一直不斷於各方面贊助、灌注基金會,協助讓它成長茁壯。
兩位企業家的拋磚引玉,就像是「蝴蝶效應」般,牽動出更多國人的愛心善心,成就了30年後的「台灣好心肝」。
圖說:許金川教授(右)秉承恩師宋瑞樓的教誨,苦思如何解決病人之苦。
圖說:肝基會成立之初由宋瑞樓教授(中)擔任董事長,陳由豪先生(右)與何壽川先生(左)是促成基金會成立的兩大推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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